其中，经济基础设施被定义为永久性的工程构造、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用事业（电力、管道煤气、电信、供水、环境卫生设施和排污系统、固体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系统），公共工程（大坝、灌渠和道路）以及其他交通部门（铁路、城市交通、海港、水运和机场）。
综上所述，金融创新要服务现代经济体系建设，建立普惠金融体系。然而，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这个前提条件。
这部分内容阐述了一个总体概念：我们的经济开始转型，并开始迎接新时代，也即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我们必须转变观念，金融业也要努力做到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掉队。第二部分的内容则与金融领域有关。以下是演讲实录： 大家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在会上发表题为《如何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演讲。
有度是指政府不能替代微观机制去配置资源，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创造环境，让市场去配置资源。这个市场是靠别人，政府的功能和作用是让他们有章可循，同时提供好的监管，而不是实质性管制。显然，生命金融内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直接导致人类对生命意义及价值认知的颠倒，金融转让价值似乎永远高于生命价值。
再次，20世纪70～8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历史转折点。同时，它使一国民族资本支配者的独裁统治同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资本的主观性和任性表现为资本的高度私向化：(1)全球资本金融体系加速了全球公共资本总量的衰减和私人资本总量的飙升，皮凯蒂在《2l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资本精神向度的主观性还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衍生品的创意领域。
每日交易所开市时间成为大都市第一关注时间。资本金融的高流动性和无疆界性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实现了全球化和自由化的任性。
(2)技术向度与人本向度的矛盾冲突。由无障碍的意识流动，变成无障碍的财富创造形式。柏格森指出：意识赋予‘存在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世界如何实现全球经济正义?人的异化何时被扬弃?纯粹的经济理性已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最终使人也成为被深度开发的金融衍生品。
人类正不断接受个人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欲心的挑战，不断创造一种更高的生存境界，从而推动人类不断实现自由计划。确保实现金融的民主化、人性化和社会公正性。在现实的社会中，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一方面构成客观价值的心理事实，诉求着主观价值与之相统一。
(18)当然，金融所承载的价值作为主观意志的客观化，反过来又对(生活)主体产生制约作用。价格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决定力量，而是主观意志的结果。
世界意义的生命节奏似乎就在财富之梦的构造与财富泡沫的破灭体验中轮回闪现。在操作方式上，计算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金融交易可随时随地进行，从而使整个生存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风险投资载体或赌场。
(16)实际上，人类对未来的认知和运筹的能力，时下已大大超越了康德所理解的优越性：一是未来已不是主客体之间的适应与被适应的关系，而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狄尔泰指出：精神脉络具有某种目的论特征。掌握资本金融工具，便掌握了一切话语权，掌握了用金融手段左右经济、价格和价值再分配的权力。这些原则都是义务，都是以某种契约、以对任何一个个体仅仅作为人而具有的价值和高贵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三、金融化世界的精神现象学分析 金融与精神的关系早在中世纪就被神学家们理解为金融与宗教的关系问题。④通常而言，经济金融化是指全部经济活动总量中使用金融工具的比重已占主导地位，它是经济发展水平走向高端的显现。
社会在诸多方面受到金融活动的控制，并产生实质性影响。(二)生存世界的金融合约化极易导致人类历史化意识淡薄，金融结构的语义系统与金融所赖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的意义构成系统发生认识论断裂，意义世界被彻底地平面化了。
(21)因此，生命的价值高于所有权的价值，生命构成了一个比所有权更高的绝对价值。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对财产权至高无上的政治哲学信条作出深刻批判。
这更像一个充满金融威胁的新世界的开始。21世纪资本金融时代的到来，既有着希法亭强调的金融资本的特性，更有着值得当代人思考的新内容：它已不再是银行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简单聚合，而是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相互契合
资本金融的逻辑进入个体生命的精神结构主要来自两种化合反应。笔者以为，皮凯蒂在书中对全球经济正义的价值判断有着激动人心的思考，但总体而论，此书是一部未加反思的21世纪资本论。金钱本身并非生来即坏，但对它追求过甚就会产生物欲化的金钱拜物教，产生单向度的人。如投资银行家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受灵感火花的启迪而创意出具有极强脱域性的新金融工具或金融衍生品，这些挑战确定性、伸张自由意志的新工具，在一系列恰当的分析、评价及交易过程后，最终进入金融工程师和投资者们心理信赖的永久工具箱中，物质的财富通过抽象和创意，在主观叙事和理性狡计的驱动下，当有限的承载变成无限想象的索取权，在特定态势中，的确可以以倍增式的财富效应变现，但也回避不了连概念到实体都被归零的命运。
通常而论，外部世界构成的整体往往作为对于某种内在的东西的表达而显现出来，有的会形成某种内在的神圣成分，内化为个体生命的生存意志、生活态度以及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现实的社会中，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
二是过度的衍生化金融偏好与人性嗜赌的契合，导致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沉浸在投资—交易—风险的生存范式中：生命的定在，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票流转、资金流转、数字流转而固化、而激活、而冲动、而沮丧，这种充满着风险的游戏最能产生生命的节奏感和抗争力，但也会带来精神的堕落性、奴役性和分裂性。这说明，想象的时间与想象的财富，最终不能与真实空间和真实发展条件相分离。
三是追求共有的制度文明原则。(47)21世纪，是什么样的隐蔽的刺激使得资本的运动给了当下人类新的觉醒呢?笔者以为，中国的资本创新模式是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唤醒的学术事件。
值得提出的是，在刚进入21世纪的十几年中，全球资本的金融化导致直接性融资占比趋高，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显现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具有内在否定性的哲学真谛。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活动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以少数金融寡头为主体的结构被打破，充满着疯狂投机意志的散户和投资机构成为撬动资本市场的力量。再一方面，资本运作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不少衍生品的交易处在任意叙事的非理性状态中。21世纪资本金融时代的到来，既有着希法亭强调的金融资本的特性，更有着值得当代人思考的新内容：它已不再是银行的货币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简单聚合，而是资本的金融化和金融化资本的相互契合。
人权问题首先是财产权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公正制度，多数人的人权是无法保证的。实际上，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普遍性是特殊性存在的前提和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指出：20世纪70年代，金融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不能不称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们正在迅速告别历史的象征。(35)客观的价格规律只能通过竞争为自己开辟道路。
精神的丰富性被衰减为单维的物欲性。历史上荷兰东印度公司创新的融资机制，资助了欧洲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航海探险和商业扩张，这是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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